一出前门车站，满目高城箭口，金瓦红墙。三轮车拐进北河沿，沿着小河的柳荫送我到北大三院门口。那是1951年的暑假，我18岁。
一到学校就出去东跑西转。三院院墙东北角上刻着“译学馆”三个斗大正楷字的界石、红楼后身民主广场上耸立的铜钟、图书馆大厅悬挂的西南联大碑文、孑民堂上蔡元培校长的胸像，还有校史馆里那历尽劫波的“大学堂”巨匾，在印证着许多听过的故事，似乎连自己都成了故事里的人。
一年级没有多少课程。那时正在抗美援朝，又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三反运动，教授们忙着学习、检查，学生们忙着开会、打虎。所以，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不是课堂，倒是大报告不断的民主广场。从这时起，我感受到一种新的力量，从一个独来独往只知道坐图书馆的沉默少年的心里，萌生了入团的念头。
1952年秋天迁校到西郊。大饭厅是全校同学的生活中心，马寅初校长著名的新人口论，就是在大饭厅向全校同学发表的。
大约是1956年的一天，大饭厅前贴出一张告示。看那字，像是马老自己写的，一张大白纸上只有一句话，意思是某月某日他要在大饭厅发表人口问题的演说。到那天，饭厅里坐满了学生。
马老登台了。他身材不高，圆圆的脸，笑眯眯的眼，如果留起胡须来，活像个满面红光的圣诞老人。近80岁的人，讲起话来底气十足，而且有适度的幽默。
演说的中心意思是：我国人口1949年以前是四亿五千万，如今已经有六亿。再不控制还要几亿几亿地生。一个人从出生到成人，要吃多少，穿多少，用多少；需要多少学校，多少医院，多少设施，多少资财，而国家一年的生产能力能有多大，土地仅有多少。作为经济学家，一笔一笔他都有个概算。他说：再不节制生育，就会越生越穷，越穷越生，形成“团团转”的恶性循环，人口会成为中国无法承受的重负。
马老40多年前发出的警报终于被当时“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主旋律淹没了，中国尝到人口过多的苦头。拒绝警报是时代的失误，而报警者马校长，是北大不该遗忘的历史光荣！
未名湖上的岛亭是我常去的地方。我爱那里的枫和松，还有那个大石舫。报考中文系的学生十之八九是迷恋写作，幻想当作家。然而我对文艺理论和文学史却很少兴趣。当时对学生的要求是“巩固专业思想”，根本没有转系的希望。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中，高名凯先生的《语言学概论》一开讲，就把我吸引过去：一张语音表竟可以囊括全人类的语音，而且根据语音的性质就可以研究出种种不以人们的好恶为依凭的演变规律来。从那时起，学文学还是学语言学，在岛亭思索了多少个夜晚，最后的抉择还是告别对文学的初恋，走适合自己气质的路。是未名湖的启示让我又长大了一点儿。
研究生的生活主要是读书。王力先生开的必读书并不多，但嘱咐过一句话，要“读书得间”，并且规定每本读完都要给他写个报告。我想是因为：得间不得间，一看报告就明白。当时罗常培和王均两位先生的《语音学常识》正在《中国语文》上连载，署名用的是笔名“田恭”，语音部分的必读书里就有它。我读过之后写了个报告，题目叫《对田恭先生（语音学常识）中几个问题的意见》。还有一本劳乃宣的《等韵一得》。这份读书报告，又列出好几条理由，对王先生在《汉语音韵学》里解释劳乃宣语音体系中某一个音的说法提意见。没有想到，前一个报告罗先生在他自己主编的《中国语文》上给发表了；后一个报告王力先生也给发表在他本人主编的《语言学论丛》上。据魏建功先生说，罗先生把《常识》修订为《纲要》的时候，关于语音的社会性一节，就是采纳了我那无忌的童言补充的。
两个读书报告的发表，不但鼓舞了我求学的心志，而且两位师长用他们自己实实在在的身教告诉我：一个真正的学者，一定有求实的精神、容人的雅量和奖掖后学的热肠。作学问就是探求真理。真理是天下之公器，不是谁可以得而垄断，摸不得碰不得的。
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开始走进长达20年之久，多少人亢奋，多少人迷惘，多少人沉默的那个最困惑的时代。还未来得及完全长大的我，也只得扛起七年相伴的柳条箱告别未名湖，走进这时代的困惑中去。不过可以报告母校的是：在我离校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带上北大的学风。20年以后，我自己也办起刊物来。曾经有几位青年作者来稿，对我这个主编写的文章提出商榷。这时，我没有忘记当年师长的身教。当我把他们的来稿亲手加工好，印出来，并且给他们寄去的时候，我尝到了王力和罗常培两位先生20年前的喜悦。我毕竟长大了！
1998．1．10北京香河园
作者简介：李思敬1933年2月生，天津市宁河县人。1951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作本校研究生。现为商务印书馆编审、副总编辑，南开大学兼任教授、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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